中国城市历史相当悠久、数量众多，在人类城市史上可谓“独树一帜”。中文的“城市”，既可以译成city，也可以译成urban。在古代，“城”是wall，主要是防卫功能；“市”是market，主要是交易功能。所以，起初“城”和“市”是两个独立的词，后来才合成“城市”。但实际上，有些地方有“城”无“市”，有些地方有“市”无“城”。
谈及中国古代城市有一点需要说明，中国城市化率在近代以前是很低的。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城市人口也才占了10.64%，差不多90%的人生活在农村。计划经济时代，城市化率有所提升，但还是很慢。到1978年，中国城市人口才达到17.92%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城市化的脚步加快。到2018年，中国城市化率已达60%，这是历史最高点。
传统上，作为一个农耕社会，中国的城市行政功能突出、城市化率较低。宋代以后，城市生活开始有了重大改变。明清之际，以江南市镇为代表，更加重视实际、重视人的价值、重视人性自由发展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实学精神的弘扬。
作为近代崛起的大型都市，上海孕育发展起来了宝贵的海派文化。它是以明清江南文化为底蕴，以移民人口为主体，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，也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的都市文化。
总的来看，中国历史与城市文化是一个极其宏大的课题。这里只能鸟瞰式地、蜻蜓点水式地从中国城市历史概况、江南城市文化与上海城市文化三个方面，向大家进行介绍。
两汉时期，城市发展已经逐渐往东南方向移动
中国历史上的城市，特点很不一样，通常可将其分成如下几个阶段：
第一，先秦时期。各位如果对中国古代史稍有了解，就会对如下这些地名比较熟悉，如临淄、咸阳、邯郸、曲阜、洛阳、成都、郢都、姑苏等。这些都是城市名。
细心的人可能发现，秦以前，特别是夏商周时期，中国城市主要分布在北方、黄河流域，南方很少。这是为什么？原因在于，先秦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重心主要在黄河流域。
第二，两汉时期。原有的城市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如咸阳的地位让给了长安，就是今天的西安；部分城市仍然继续存在，如洛阳；部分在先秦时期不是很重要的城市，仍然处在边缘地位，如广州。
但两汉时期，城市的发展已经逐渐往东南方向移动，长江流域得到较多开发。这一时期，长三角地区除了苏州，还有广陵（扬州），两湖地区有了长沙。
第三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。南方的城市越发多了起来，也越发重要起来。诸如建康（南京）、扬州、姑苏（苏州）这些城市，都比以前繁盛了很多。
第四，隋唐时期。中国在唐后期开始重视海上贸易，广州得以较快发展。钱塘（杭州）、扬州、金陵（南京）等南方城市已是全国非常重要的城市。
第五，宋元时期。海上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宁波、泉州等沿海城市发展起来。
海上贸易在宋代很受重视，是因为西夏等政权阻断了中原与中亚之间的商路，宋朝不得不拓宽海上贸易之路。这也就是今天“一带一路”中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。
第六，明清时期。越来越多的南方城市兴盛起来，包括南京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、福州、广州、明州（宁波）等；而西安、洛阳、开封等内陆城市，渐渐就没有原来那么重要了。
到了晚清民国时期，又出现很大的变化。原来的内地城市，不仅没有沿海城市发展得快，而且有的甚至衰落下去。上海、天津等跃升为全国性重要城市。
宋代以后开始出现夜生活，交易的货品也多了
下面来谈谈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。
从秦汉到明清，没有一个城市是独立的行政实体，没有一个城市有单管城市事务的市政长官。省城、府城、县城都是国家行政系统中的一个节点。
同时，城市的定位与行政等级体系大体相一致，省城级别比府城高，府城比县城高。上海在1843年以前是一个县，而松江是府。
中国古代城市还没有独立的自治权利。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明明是一个城市，却通常有两个县甚至三个县的机构在那儿管理。例如，唐朝首都长安就分为两个区域，以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为界，东面属万年县，西面属长安县；明代的南京分属上元县与江宁县管辖；清代苏州府城由长洲、吴县分管；杭州府城由钱塘、仁和两县分辖。
中国古代城市与农业紧密联系。近代以前，中国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家。家长教育子孙，强调的都是两个字：耕、读，即种好田、读好书。由此，城市发展与农业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。在城市中，除了官府机构以外，就是教育机构、宗教机构、手工业者以及农民进行物品交易的地方。
在城市规模上，长安、北京、杭州等“皇城”通常很大。唐代长安城最大时有80多平方公里，清朝的北京有60多平方公里。省会城市也比较大，湖北省会武昌城约为8平方公里，河南省会开封城有9平方公里多一点。
但是，一般的县城都不大。比如，山西平遥县城大约2平方公里，上海县城也就2平方公里多一点。因为以农为主，农民要种田，而田地一般比较分散。农民如果住到城里来，会很不方便。所以，遍布各地的是一个一个村庄，若干村庄之间会有一个没有城墙的小集镇。
不同历史时期，城市结构及其生活特点也是不同的。唐代长安分成西市和东市，西市主要交易百姓日用百货，东市交易的物品中有很多“奢侈品”。但无论是西市还是东市，到了晚上都要关闭，因为夜里不可以在路上行走。所以，唐代以前的城市基本没有夜市生活。
宋代以后，城市生活有了较大变化。首先，交易地方更灵活，交易地方也更大。原本有一些地方是不准买卖东西的，现在可以设市交易了。其次，时间也延长了。原来规定晚上要闭市，从宋代开始有了夜生活。《水浒传》里就有对夜市的具体描写。最后，交易的东西也多了，城市生活日渐丰富起来。
所以，我们研究中国城市史会特别强调宋代以后，因为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与这个变化相关，商人的地位变得重要了。中国原来的社会等级次序是“士农工商”，商排在最后一等。宋代以后，尽管人们嘴上还是说“士农工商”，但商人地位实际上可以排在“士”之后。
明清之际，江南市镇成为物质和精神的“粮仓”
再来看江南市镇。
江南开始繁盛的转折点是南北朝。研究显示，南朝以后，南方经济已经重于北方；到唐代，“南重北轻”就相当稳定了。
历史上的江南，各个地方都会积极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分工，或种粮，或植棉，或养蚕，各展其长，生产集约化程度很高。
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，丝织、棉纺、陶瓷、制糖、酿造、造纸、矿冶、五金等各有专家。上海今天的市花是白玉兰，但在1949年之前，市花却是棉花。棉花曾经是上海最重要的经济产品，这也是区域分工的结果。
明清时期，全国科举考试成绩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江南，绘画、书法、文化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江南。那时，科举录取名额是有比例和限制的，发达地区参加考试的人多，录取率相对就低。于是，一些文人就不再执着于科举，而选择写小说、绘画、刻书和建园林，或者是像徐霞客那样去游山玩水。
总的来看，这一时期的江南市镇逐渐成为物质和精神的“粮仓”。
第一，商品经济发达，商人地位提高。在江南，如果一家有两个儿子，通常在内部会进行合理分工：适合读书的就去读书，适合经商的便去经商。兄弟之间的合理分工，有利于家庭的长远利益。
第二，市民文化得到发展。明代以后，言情小说有很大发展。《三言》《两拍》等许多言情小说都出自江南。这一时期，不愁衣食的文人谈吃穿、谈游玩、谈雅好，所表现的思想、情趣、格调与朝廷倡导的意识形态有不小差异。
第三，讲究物质生活，行为偏离正统。明清时期，朝廷对人们的衣食住行有很多限制。比如，有些质地和颜色的衣服，普通人是不能穿的。但明中期以后，江南普遍发生“不守朝廷规定”的情况。人们讲究衣着、讲究住房、讲究生活品质。最为极端的是，明代学者陆楫（陆家嘴即为陆家田产所在地）曾撰专文提倡适度奢侈性消费，以刺激生产、促进财富流动。
第四，高度重视实学。所谓实学是指实在、实用、实惠之学，不尚空虚的学问。明清时候，江南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，占全国的一半以上。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启，他跟利玛窦翻译了《几何原本》。他认为，我们要想超过人家，第一步必须要了解人家，叫汇通；要想了解人家，前提必须要翻译。他的翻译、汇通、超胜“三步走”策略，非常自信、开明、健康，也很实在。
第五，爱乡爱国情感相当浓烈。江南地区的人，爱乡爱国情感相当浓烈。元朝军队南下时，常州以2万义军抵抗20万元军的围攻，足足坚守了半年，被誉为“纸城铁人”。清军南下时，江南地区爆发了很多抗清斗争，涌现出陈子龙、夏完淳等一批抗清英雄。东林党人提出的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，顾炎武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更是早已成为读书人爱乡爱国的标志性口号。
上海城市历史较短，但在近代发挥的作用很大
在众多江南城市中，上海城市历史较短，但它在近代中国发挥的作用相当大。
开埠以前，上海在中国城市的排名是第12位。开埠以后，上海快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。1947年，上海的人口相当于南京+北平+天津。为什么举这三个城市？因为那时的南京是首都，北平是前首都，天津是除了上海外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。如果看经济体量，南京、北平、天津三个城市的GDP加起来还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。
近代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，80%以上的人口是各地移民，移民中的80%以上是江南人。我们可以说，近代上海是中国第一个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社会。陌生人社会带来匿名性、疏离性与流动性，从而使城市充满活力。由此，近代上海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一是独立。外来移民离开相对熟悉的社会环境，原来对人约束的传统宗法环境不复存在了，个人拥有更大的活动、发展空间。这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提供了理想环境。
二是务实。江南人原本务实，到了城市以后更加务实，会理直气壮地经商牟利，理直气壮地享受生活，不尚空谈，不务空名。
三是自强。原来的家世背景没什么用了，在上海发展主要靠个人的才华和能力。因此，人们通常会格外重视学习，重视锻炼自己的能力。上海人称“走路”为“跑路”，就是格外惜时、争强的写照。
四是创新。各路人才都有，中外人才都有，要想从竞争中胜出，一定要善于创新。同时，人口来源越复杂，文化异质程度越高，相互取长补短、刺激奇思妙想的机会就越多，越有利于创新。
五是法治。上海是近代中国法治系统颇为完善的城市，上海人也较早形成了重视法规、重视契约的传统。改革开放后，外国人来华发现，跟上海人谈判很难，因为上海人对具体法律条文很讲究，但谈成以后，都会严格遵守、兑现条文。
六是爱国。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，有了困难，一般靠亲戚、朋友，靠老乡。由此，上海跟全国各地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。这种爱乡情感经过洗礼就上升为爱国主义。
近代上海有很多很好的报纸、杂志、电台等，有很多爱国的政党、社团。这就使得上海很容易成为全国爱国主义的传播中心。上海是全国的上海，不是一般的宣传口号，而是千真万确的历史存在、社会存在。
七是全球视野。上海最多的时候居住了超过15万的外国人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上海就像一个小的联合国，上海人很早就拥有全球意识。
同时，上海也得到了很多外国侨民的喜爱和认同。他们为上海的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，如华东医院的前身宏恩医院就是美国商人捐建的，上海第一所盲哑学校也是外国人捐建的。
本文为熊月之研究员在2019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（上海班）的演讲，原载《解放日报》（2019-7-17），王珍、唐慧敏整理。